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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平智慧云课堂”！吴悦教授是我校中日文化班和日语班的兼职教师。
吴教授年生于上海。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助教。年赴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研究生院等校任教。年任职东京立教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年以荣誉（荣休）教授从立教大学退休。
吴教授编写了数万字的《中日文化交流简史》作为教材，并反复修改润色，其敬业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感谢吴教授对我校工作的大力支持！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吴教授一起了解《中日文化交流简史（下）》，原文如下：
幕府时代从设在关东镰仓的镰仓幕府（-，相当于南宋后期-元朝前期。日本史“中世”由此开始。）开始，建立者为幕府 代“征夷大将军”、关东武士首领源赖朝（见上图）。武士本来是个下层群体。但当天皇启用武士来保护自己时，武士集团便开始厉害起来。武士们鄙视平安朝贵族的奢靡生活，崇尚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结合儒学、禅宗和神道，形成了武士们的精神支柱“武士道”。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由天皇为代表的中央贵族掌握政权的平安时代结束，幕府将军成了日本的实权掌握者，而住在京都的天皇既无军权、财权，更无治权，只存在象征意义。（“幕府”一词源于中国，指出征时将军的府署。不过在中国虽有幕府，但将军一旦攫取了天下的权力，就会想到取而代之，从而篡夺皇位，改朝换代。从未出现过实权连续许多代都掌握在幕府手中，而朝廷却仍旧存在的事情。）
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使中国再次成为日本尊崇的对象
随着高度繁荣发达的宋王朝的出现，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又重新获得日本的尊崇。日本人首先看上了当时的硬通货，其实力相当于现今美元的宋朝的铜钱。日商们疯狂地以低价出售日货的方式来大量收购和囤积铜钱。一艘大的日本商船，往往能将数万贯的铜钱带回日本。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枚,其中宋钱要占总数的82.4%。随着日宋之间经济上的交流越来越火爆，同时也引来了第二波向中国文化学习的高潮。在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僧侣纷纷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学习禅宗文化（南宋时期便多达人。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尽管中国文化再度全面涌入日本时，中国其实已经由宋入元了，但日本人唯独对宋朝由衷地崇拜，尤其是他们对精致的宋文化的刻意追求，比起其先人对唐文化的渴求来真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甚至成了最为日本人仰慕的朝代。相传南宋朝灭亡的消息传到日本时，天皇、镰仓幕府将军为宋皇举办了国葬，平民百姓加入者无数。仪式上全民素服，悲痛哀嚎震天。
中国版的禅宗传入日本
日本佛教在镰仓幕府时代是一个剧变时期，其时新兴的的宗派纷纷出现。例如吃荤娶妻的亲鸾创立了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日莲创立了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日莲宗，而其中以入宋求禅的僧侣们带回的中国版的禅宗在当时影响 。
禅宗自南宋时从中国传入后在日本迅速发扬光大，并取得了几乎无可动摇的地位。日本禅宗创始人、临济宗初祖明庵荣西法师（-。见上图）于年（南宋乾道四年、日本仁安三年）以后两度赴中国天台山万年寺学习禅门临济宗，得虚庵怀敞禅师的真传。（学禅期间，荣西还曾一度打算到诞生佛教的印度西域去巡礼，由于当时南宋无法开具通行文书而作罢。）年荣西学成归国后，成了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师。荣西法师在日本全力倡弘禅宗，获得迅速发展。一时之间，禅风大振，几乎压倒佛教的其他所有宗派。就连镰仓幕府首代将军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也皈依禅门，落发为尼。后人称其为“尼将军”。其子、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死后亦远葬于宁波的阿育王禅寺（镰仓幕府三代即亡。大权随即旁落北条氏。北条政子一族从此掌握了幕政实权多年。）年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入宋参禅求法，四年后归国开创了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支派曹洞宗。从此临济、曹洞两宗作为日本禅宗的两大支派，一直并行发展。后来荣西的再传弟子圆尔辩圆入宋拜佛教泰斗无准师范禅师为师，年学成归国时，带回了大量的禅学书籍。（如今在日本东福寺仍能看到无准师范亲笔所写的证明徒弟才能和传法资格的“圆尔印可状”，“印可”即认可之意。由于年代久远，中国的寺庙里已经没有传承如此久远的印可状了。）由于中国化禅宗主张只要敬畏因果，就能顿悟成佛，解脱苦海的束缚。并认为成佛在于一念之间的顿悟，即使做了坏事，甚至杀了人，也能使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信仰简单，不拘修行的禅宗教义不仅受到公家，也受到平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禅宗在幕府时代还成了“武士的宗教”。日本武士道的信条与禅宗的教义相当契合。所以禅宗传入日本后，很快成为武士们的精神支柱之一。参禅被定为完成武士人格修养的基本方法。江户时代时期，中国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禅师来日，，创立了日本黄檗（bò）宗，遂使日本禅宗呈现三派鼎立，长盛不衰的局面。
正如铃木大拙在《禅与儒教在日本》一书中所言，“（日本僧）他们的行囊，除了禅典之外，全被儒道两教的书籍所填满”。归来携带的书籍中不乏宋代新儒学，亦称“宋学”的代表成果。圆尔辩圆法师带回的汉籍中，就有朱熹的《晦庵大学》、《晦庵中庸或问》和《晦庵论语精义》等。（现藏于京都东福寺）被尊为日本传入宋学之 人。其实在圆尔辩圆法师之前，律宗俊芿法师于年求律学成归国时便携经论两千余卷，其中的儒道书籍有卷，被认为“宋书之入本邦，盖首乎僧俊芿赍回之儒书。”（伊地智潜隐《汉学纪源》）因为理念和方法论与禅宗十分接近，经日本僧侣，主要是禅僧之手，一种与汉代经学风格迥异的新的儒学形态---重义理的“朱子学”传至日本。年第95代花园天皇所作的《论语抄》便参考了朱熹为代表的宋学注解。第96代后醍醐天皇的侍读玄惠法师“始唱程朱之说”（《大日本史》卷），是日本最早开宋学讲筵者。玄惠主张吸纳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从此，朱熹思想随其著作的东传在日本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儒学作为禅宗附庸的局面一直到16世纪室町幕府末期才被逐步打破。）
宋代禅宗文化和新儒学思想由禅僧带入日本后，促成了风靡日本的“五山文学”（镰仓至德川江户初期由禅僧创作的汉诗文的总称）的诞生。“五山”本是南宋的官寺制度，即由朝廷任命住持的五所 的禅寺。镰仓幕府时代模仿南宋设立临济宗“五山十一刹”。五山禅僧热衷于通过禅宗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个个是禅儒兼修的诗文好手。他们常爱以文会友，成员由僧侣扩展到信众，以致一般平民亦竞相效仿。五山寺院还出版了大量的佛经和儒家经典。（川濑一马《五山版之研究》）“五山文化”很快成了日本的文化主流。在开启后来的全盛的日本化的江户儒学方面，五山禅僧们以文学形式在禅学、儒学互融之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当时最受僧侣崇拜的是通晓儒释道的大文豪苏轼。最早开始研读东坡诗词的，便是这批五山的禅僧们。苏轼的思想兼容释道，与日本的禅宗佛教底色不约而同，加上苏轼的诗文平易，一如白居易之易于在东瀛流行。人生观的契合，文辞的简单和机趣，是苏轼成为他们最崇敬的文人之一的原因。五山禅僧们抄录了大量东坡诗词，并集结成卷。（日本京都五寺之一的建仁寺现藏有《东坡集》50卷。）同时，学习模仿东坡作诗，在东坡画作旁题词，对于他们而言，都是非常雅致的情趣。在集“五山文学”大成的《翰林五凤集》中，这样的诗词多达一百余首。由于“五山文学”的巨大影响力，其后的日本文坛，苏轼的身影便无处不在了。日本人尤其欣赏苏轼的《赤壁赋》，历代文人的诗文酬唱不胜枚举，乃至将模仿苏轼“泛舟赤壁”作为一种高雅娱乐。
日本人不但学习禅法，而且还将禅法实践于生活，使得禅文化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宋代流行“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合称“四艺”，即透过嗅觉、味觉、触觉和视觉充实涵养与修为，将日常生活提升到艺术境界。这种充分体现宋代禅文化的“四艺”现已完全为日本所传承，并融入到和式日常生活中去了。其中又以茶道影响 。
宋代朝野崇尚饮茶，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之说。和唐代的煎茶法不同，宋代以点茶法为时尚。荣西法师在学习禅宗期间，对“点茶法”（见下图）十分痴迷。在其晚年 的著作《吃茶养生记》中对“点茶法”作了详细的介绍。所谓点茶法，是先将茶叶研磨成粉，是为“末茶”（在日本称为“抹茶”）。再注入沸水，一边注水，一边用茶筅不断搅动茶汤，待产生泡沫而后饮之，谓之“点”。末茶技艺就这样被传到了日本。这种日本版的宋代饮茶文化不仅复苏了平安时代嵯峨天皇之后几近泯灭的饮茶习俗，而且导致了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诞生。故荣西法师不仅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年禅僧南浦昭明前往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取经时，受教了“禅茶一味”的禅门茶道，并将之引入日本，将茶作为坐禅修行时的饮料，是为日本茶道之发轫。随后饮茶之风逐渐从以寺院为中心普及到了广大民众中间。茶在日本被视为“万病之药”，而且发展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文化艺能。
到了安土桃山时代，人称“茶圣”的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前辈的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利休茶道思想的核心是禅。由其“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生发出富于禅理的词语“一期一会”，日语是「いちごいちえ」。意为人（表演茶道者）的一生中可能只能够和对方（品茶者）见面一次，因而要以诚相待对方，珍惜每个瞬间的机缘。千利休改革贵族书院式茶道，提倡草庵式的“空寂茶”。强调“孤寂、简朴”是“空寂”（日本汉字写作“佗”）的本质构成，从“空寂”中能感受到一种超现实的最有价值的存在。由茶道带来的“空寂”的审美理念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现代思想家、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认为“离开了佛教，日本文化无甚可谈”。他这里说的“佛教”主要指的就是“禅”。他认为，日本文化的根是“禅”，茶道，武士道，能乐，包括日本民族的气质都是从“禅”里面生长出来的枝干。可见中国禅宗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把禅宗推向世界的大功之人亦是铃木大拙和另一个日本人铃木俊隆。一个理论，一个实践。铃木大拙用英文写作了大量有关禅宗的著作，把禅学与科学、神秘主义相联系，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铃木俊隆自年起赴美国向西方传教，先后建立禅中心，并成立禅修院，吸引了许多西方学生。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就是一个虔诚的禅宗信者。)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文化也有流入中国。例如， 的日本刀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日本刀作为武器的同时又以其优美造型而著称。日本刀虽然源自中国传入的唐横刀，但经日本工匠改进后，变得前窄后宽，更加坚固而且锋利。平安时代后期日本刀开始流行，并以其质量优良，流传于海外。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就特意为自己买到的日本刀写了一首《日本刀歌》，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意为宝刀出自近邻的日本国，越地的商人从这个沧海东面的岛国买到了它。）
第四讲元日战争和中日交流停滞期
元军两次侵日失败成为日本人对中国从仰慕到轻视的开始
镰仓幕府期间所发生的最 的事件，便是忽必烈派大军两次远征日本，即所谓“蒙古袭来”。（见下图）年 次远征的元军战船驶进九州岛的博多湾。蒙元大军登陆之后，随即展开激战。尽管幕府以举国之力拼命抵抗，但元军的震天雷打得武士死伤惨重。就在这生死关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刮沉了元军战船余艘，剩下的船只不得不掉头返航。日方按当时的日本年号称此次战事为“文永之役”。七年后的年，元军再次攻进博多湾。是为“弘安之役”。七年后的年，元军再次攻进博多湾。此次出征的大小船只一共有近五千艘，军队约十五万，是上次的差不多五倍。正当两路元军汇合准备发动总攻的前夕，突然又遇到狂风，致使兵船大部沉没，弹尽粮绝的元军大多死在战场，被日本人俘获亦有2万多，最终只逃回去三个人。可算是创了古今中外见于史册的战争中 的战损比。第二次远征彻底失败。日本史书把这两次狂风说成“神风”。如果当年元军攻下日本，历史则当重写了。
（对所俘虏的元兵，日本人学元朝也搞了个民族甄别：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全部按战犯处决，但原来属南宋的汉人则全部被留了下来。这些人的后代后来融入了日本，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日本史书把那两场帮助他们获得胜利的台风称为“神风”,直到太平洋战争中驾机冲撞美军军舰时还套用此名词。“元寇袭来”事件以后，日本人就开始看不起我们了。对于后来的明清朝也不再像对于唐宋时期那样尊崇有加了。元日战争成了日本构建大和民族国家非常重要的神话来源，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后来敢于欺负我们的精神因素之一。）
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曾派使臣下国书到室町幕府的日本，令日本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结果日本不仅没去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以示轻蔑。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要征服日本。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出兵，反而在《皇明祖训》中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据说是因为吸取了元朝的教训。
室町幕府和两个天皇对立的南北朝
镰仓幕府虽然大获全胜，但是战利品则所获无几，财政也被战争所产生的天价军费拖垮，根本无力犒赏武士。很多幕府御家人，即与将军有主从关系的武士因此破产，他们对幕府的不满一触即发，而不属于幕府的地方在野武士势力也借机抬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年第96代后醍醐天皇一声号召，镰仓幕府轰然垮台。政权于是重归天皇手中。
由于后醍醐天皇未能满足倒幕有功武士的要求，且重用的都是京都的公卿贵族，故引来了武士们强烈的不满。年获天皇赐名的武将足利尊氏于镰仓起兵反叛，并于次年攻入京都，废后醍醐天皇，立光明天皇。当年第二个幕府在京都旁边的室町建立，是为室町幕府（-年，相当于元朝后期-明朝中期。日本史“中世”到此为止），又称足利幕府。初代将军是足利尊氏。（见下图）
被废的后醍醐天皇男扮女装逃到吉野(今奈良县吉野郡)后开设了南朝朝廷。从此出现了足利尊氏拥立的京都北朝同吉野南朝对峙局面，开始了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年）。南、北两个天皇各有年号，并有各自的承传。史书称为“一天二帝南北京”。南北朝时代维持了近60年。随着室町幕府趋于稳定，年南朝天皇将日本皇室的信物，构成天皇正统性证明的“三神器”（见前述）交给了北朝天皇，从而实现了合并。皇位由北朝子孙继承。（这两个皇统何为正统的问题，日本历史上向有争论。）由于足利尊氏背叛后醍醐天皇，故一直被儒家学者斥为逆贼。在儒家看来，占统治地位的足利氏和天皇之间是“下克上”的僭越关系，所以在室町时代的大部分时段内，儒学并未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为统治者所用，而仅仅是从属于佛教的一种教养而已。
深受庶民欢迎的多彩的世俗文化
在这段由于分裂而引发的混乱时间内，包括町众（都市工商业者）和自耕农在内的庶民地位不降反升，并因之催生出了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例如，受到中国古代伎乐、舞乐与散乐等外来艺能影响，博采众长的“能乐”，在室町时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能乐”包括“能”与“狂言”。“能”是一种戴着面具演出的歌舞剧（见上左图），简短精练，着重叙事抒情，脚本中大量引用和歌与汉诗。其题材多取自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也有取自中国题材的。多与能剧同台演出的“狂言”（见上右图）只道白不歌舞，其庶民性更为明显。题材都取自日常生活，内容诙谐通俗。
自15世纪开始，日本诗坛上出现了一种深受庶民喜爱的的诗歌形式----俳句。俳句经历了俳谐连歌→俳谐连句→俳句三个阶段，其源头则是和歌中的短歌（格式为“五、七、五、七、七”，共五句三十一音）。日本人从汉诗五七言绝句（截句）中得到了启发，截取前三句（称为“发句”），创造了日本特有的三句十七音，格式为“五、七、五”，被称为世界上最短诗体的“俳句”。正如将俳句形式 定型的正冈子规所说:“俳句与汉诗相似之处尤多，盖因俳句源于汉诗绝句之故。”日本俳句还有一个特点：须带一个“季语”。所谓季语是指代季节的用语。除了“春、雪”等以外，还有“蝉、西瓜”等动植物名称，以及“屠苏”这样的和风俗习惯有关的用语。季语通常委婉地暗示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和对世间万物的感知。日本俳句深受禅宗思想影响，是诗禅双修的结晶。蕴含着自然空灵、凝练含蓄的审美取向的俳句往往带着禅味。俳句从江户时代开始革新并发生质变。把俳句发展到 的代表人物便是被称为“俳圣”的的松尾芭蕉。他的《古池塘》被誉为“俳句的文学符号”，所表现出的幽深的禅意，既充满寂寥之情，更具谐趣性，显示了日本特有的审美意识“闲寂（日本汉字写作“寂”）之美”。
古池や（ふるいけや）
蛙飛びこむ（かえるとびこむ）
水の音（みずのおと）
译文：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一声响。
江户时代还有一个 俳人小林一茶一生坎坷不遇。他对故乡是爱的，也是怕的。《故乡》将他那种复杂的心情含蓄地写了出来。
ふるさとや（ふるさとや）
寄るも触るも（よるもさわるも）
茨の花（ばらのはな）
译文：故乡呀,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玫瑰花。
受到中国古代伎乐、舞乐与散乐等外来艺能影响，博采众长的“能乐”，在室町时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能乐”包括“能”与“狂言”。“能”是一种戴着面具演出的歌舞剧（见上左图），简短精练，着重叙事抒情，脚本中大量引用和歌与汉诗。其题材多取自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也有取自中国题材的。多与能剧同台演出的“狂言”（见上右图）只道白不歌舞，其庶民性更为明显。题材都取自日常生活，内容诙谐通俗。
不受戒律拘束的一休和尚
室町幕府时代出了个日本佛教史上三大奇僧之一、在中国亦为老幼皆知的临济宗禅师一休宗纯（-年。见下图）。其父为北朝第6代后小松天皇，其母在被发觉是南朝奸细后逃出宫廷，生下一休。一休十五岁后削发为僧。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热心助人，因此英名远播。但一休对僧人中嫌贫爱富的风气十分不满，也常常讽刺统治者的腐败无耻，因而成为幕府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一天，足利义满请一休到府邸时，指着玄关屏风上的一只大老虎对一休说：“这只老虎凶暴无比，你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一休听后就卷起袖子，手拿绳子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请把老虎赶出来！”义满一时无从找到口实加害一休。晚年一休认为禅宗的禁欲教条太虚伪，于是就开始喝酒吃肉，甚至出入风月场所，寻欢作乐。78岁开始，一休甚至还和盲歌女有过长达十年的爱情经历，成了个花和尚。
一休的所作所为和从中国传来的禅宗的特点有关。中国版的禅宗不拘修行，认为打坐、诵经等无用，并追求“破执”，即不要太执着。认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的顿悟。南宋时期那个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爱与为富不仁者作对的高僧、禅宗第五十祖济公就是践行禅宗思想的代表。在一休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济公的一些影子。
不过从一休的所为可见，日本佛教虽然保住了出家的形态，但戒律坏了，出家人的世俗化正在加速。比如允许出家人结婚生子。因此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在对禅文化的反思中，宋明理学本土化的日本版“朱子学”逐渐摆脱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以寻找实现“道德之教”的良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应仁之乱”催生“下克上”的战国时代
15世纪中叶，15世纪中叶，室町幕府后期发生了“应仁之乱”（-年）。日本从此进入长达年的新兴大名互相混战的战国时代（-年，相当于明朝中后期）。因为室町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割据一方的几十个守护大名。所谓守护大名，就是被幕府封为守护职的地方武士团首领。幕府将军只是守护大名们名义上的盟主而已，其自身实力并不足以震慑群雄，再加上幕府内部也因父子相争，兄弟阋墙内讧不断，所以到了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当政时，其权威已经失坠，幕府职能瘫痪，实权旁落到了守护大名手中。由于当时长子继承权体制尚未确立，在争夺将军继嗣地位的过程中，各守护大名双方均以自己为正统，称对方为贼军。为此发生了这场东、西两军持续十年的毫无节操的争权夺利的混战。“应仁之乱”被认为是室町幕府的退场与战国时代的开幕演出。这场内乱促成了国家体制的变革，原本由皇室、僧侣和武士三方角力的政治体制彻底崩坏。日本逐渐摆脱了世袭官僚和中枢的控制，迈向了地方武士、商人和乡村自治体等各种新兴势力迸发的社会。（有学者认为“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以外的一次促进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改革运动。）
“应仁之乱”以后，天皇彻底成了一个摆设，被隔离在京都，远离政治中心。而在战乱中失败的武士沦为浪人，他们不断骚扰洗劫中国东南沿海，倭寇之患由此开始,直至年被戚继光荡平。与此同时，全日本分裂成几十个小国，数百名战国大名陷入了被戏称为“村长群殴”的乱斗。其间主君和家臣之间“下克上”已成常态。虽然战争规模实在很小，但还是涌现出了不少英雄豪杰。随着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权威失坠，势力衰落乃至湮灭，代之而起的便是战国大名争斗中 的获胜者登场。他们就是所谓的“战国三杰”。这三位乱世枭雄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战国三杰”和室町幕府的终结
织田信长（见上图）是日本战国时代中晚期最强的大名，被称为“绝世豪杰”。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当时都是他的手下。织田信长原本是个小小的尾张国的大名，他将自己所在地改名“岐阜”，有学中国周文王以岐山为根据地，日后君临天下之意。拥有卓绝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的织田信长立志“天下布武”，即以武力统一天下为目标，是日本重新走向统一事业的开创者。织田信长以他的文韬武略，先在“桶狭间合战”中以四千人马击败对手两万大军，名声大振。进而相继讨灭了号称“日本战国 名将”的武田信玄，打破了号称“军神”的上杉谦信为首的联军包围网。织田信长的铁炮（一种葡萄牙产火绳枪。见下图）改变了战争型态，大有荡平整个日本之势。年织田信长举兵驱逐了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室町幕府灭亡。
日本由此进入了“安土时代”（以织田信长的本城安土城为名）。织田信长否定天皇的权威，蔑视并打杀佛教僧尼，容许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徒一度达多15万），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废止兵农合一制度，实行兵农分离，武士集中住在大名的城下町，使武士职业化；鼓励自由贸易，包括与葡萄牙等欧洲商人开展贸易；实行奖励技术革新、整顿交通路线等等革新政策。此时兵力、声威和财力都如日中天的织田信长心中已经动起了觊觎中华的念头：“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然而就在织田信长即将统一日本前夕，年突发“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在去救援羽柴秀吉军途中，被其反叛的心腹重臣明智光秀领军袭击于京都本能寺。织田信长抵抗负伤后 身亡。
织田信长死后，在织田氏诸家臣内斗中，由一介足轻（下级步兵）被织田信长提拔上高位的羽柴秀吉胜出，确立了继承人地位。（明智光秀在山崎败给了羽柴秀吉，并在逃亡中丧命。）随后羽柴秀吉派十万大军征服四国，于九州剿灭岛津氏，又经小田原之战将关东纳入囊中。年羽柴秀吉统一了日本，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作为日本 个平民出身的 ，丰臣秀吉(见下图)结束了乱世，完成了日本的再统一，是日本“桃山时代”（以丰臣秀吉的本城桃山城为名）的建立者。
丰臣秀吉将长子继承权制度化，建立统一的封建领主政治。实施“刀狩令”，禁止百姓拥有武器；以“一地一作人”为原则整顿土地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兵农分离的政策。丰臣秀吉的经贸政策亦多承传自织田信长，确定了士农工商（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身份，改变了儒家文化“重农抑商”的传统，采取奖励新兴工商业的政策，同时积极发展与欧洲的贸易。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繁荣了商贸，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在宗教方面，其举措则与织田信长相反：保护佛教寺院，迫害基督教传教士，开了日后“禁教”之先河。由于丰臣秀吉治国有方，多年战乱的日本一时间国泰民安。
中日之间的第二场战争
大权在握后的丰臣秀吉野心开始膨胀，不断对外扩张，甚至狂妄到要占领中国，迁都北京，然后再征服印度。年他以朝鲜拒绝攻明为借口，悍然出动九个军团共15万人入侵朝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明朝派出4万大军赴朝作战。闲山岛海战将日军48艘战船击沉。年日本被迫与明朝议和。然而一年多之后的年初，穷兵黩武的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再次侵朝。明朝亦再次发兵援朝。年丰臣秀吉病死。露梁海一战，在明朝联军沉重打击下，日军不得不撤回日本。一代枭雄的侵略霸业折戟沉沙，致使此后年间日本再不敢染指大陆。屌丝出身的丰臣秀吉得意便猖狂，谁知只传了两代就绝了嗣，最终落得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下场。那个黄雀便是德川家康。
史书将历时30年的两个时代合称“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年，相当于明代末期。日本史“近世”由此开始。）
虽出身豪门家族，但只能夹在更为强大的家族缝隙中求生存的德川家康（见下图）是个十足的投机者。早先他倒向织田信长，协助织田讨灭了武田信玄等大小敌手。织田信长死后他又投降丰臣秀吉，成了丰臣秀吉的家臣。寄人篱下的德川家康懂得隐忍，他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年丰臣秀吉发兵征讨朝鲜。这一次，命运的天平终于向德川家康倾斜了。当丰臣秀吉病死，加上丰臣政权因征讨失败损失惨重时，因未出兵朝鲜而积蓄了力量的德川家康便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夺权了。年德川家康的东军于关原（今岐阜县）迎击丰臣秀吉的心腹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这场东西方诸侯势力间的决战一天不到便分出了胜负。德川家康自此一跃而成为各大藩主大名所膺服的共主。
日本历史上 的武士集团“德川幕府”
三年后的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了日本 一个幕府“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相当于明朝末期-清朝后期。日本史“近世”到此为止。）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历时一百多年的日本战国时代就此结束。已经一统天下的德川家康并没有学项羽，放过已认输的对手，而是要斩尽杀绝。丰臣 一个儿子秀赖在年大阪夏之战中被德川家康击败，被迫剖腹 。连秀赖8岁的儿子国松也在京都被斩首，女儿则被逼出家。丰臣秀吉算是被德川家康绝了后。在这样一个诸侯割据、尔虞我诈的时代，德川家康最终脱颖而出，结束战国烽烟，开启了持续近三百年的和平统一局面。（有人把“战国三杰”的结局比喻得很形象:如果把日本统一看做是一块饼，那么织田信长是种麦子的人，丰臣秀吉是将麦子拿来做成饼的人，德川家康则是享用这块饼的人。）（李明宇）
德川幕府共经十五代，是三大幕府之中制度最完善，国力最强盛的一个时代。为巩固幕府统治秩序，德川家康以其 优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最终确立了“幕藩体制”，即由幕府和藩国组成的体制。其主要内容是：以法律条文形式颁布了四民制度，改组和强化日本封建社会“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实行森严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德川家康本人袭用了“将军”称号，又分封了近个独立自治的藩国，类似西周的分封制。诸藩的“大名”在其领内都拥有武士家臣和相对独立的权力，将军与大名结成御恩和效忠的封建主从关系，（其间年，原丰臣秀吉部下、萨摩藩的第四军在德川幕府默许下出兵琉球，并迫使琉球王对萨摩藩称臣。自此控制了琉球国的内政。）土地所有是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虽然诸藩大名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将军拥有赐予和夺取的 土地所有权，广大农民对于土地则只有使用权，每年向领主缴纳年贡，且不得随意迁徙。幕府掌握外交军政大权，将军对外代表国家，天皇及各藩不得过问。幕府在前期曾一度允许基督教传教，但在见到基督教徒达到70万以后，感到恐惧的幕府旋即颁布禁教令，驱逐了所有传教士，同时强行推行锁国令，几乎与外国断绝了来往，只在长崎和中国、朝鲜和荷兰三国有限通商。（日本通过长崎这个窗口与荷兰交流，不仅为了通商，还意在了解欧洲的动静，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展。）至此德川家康的“幕藩体制”以巧妙的政治手腕 完成了由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化的转变，并达到了权力之巅。与此同时，日本又重新回到了锁国状态，关上国门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长达年。对外开放的大门就此被彻底关闭，日本社会发展的步伐也被大大延缓了。
朱舜水和日本版的“朱子学”
鉴于“下克上”所带来的动乱局面，也是出于维护长治久安的考虑，刚建立的德川幕府迫切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朱子学”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义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朱子学”就摆脱了神、佛两教的压制，取得了正统官学的地位。德川思想虽然不能说是一边倒向“朱子学”，但不可否认儒学在此阶段确实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兴盛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德川时代的“朱子学”是别具一格的日本版的“朱子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和朱舜水（见下左图）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朱舜水（-年）是德川时代的一个被称为在日本历史上彪炳千古的人物。朱舜水是号，原名为朱之瑜。浙江余姚人，和王阳明是同乡。清兵长驱南下之际，朱舜水不惮奔走，组织义军抗清复明。明亡后于60岁时流亡日本。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圀”字是“国”的异体字，为“则天文字”之一）把他请到江户讲学，执礼甚恭，不敢直呼其名。于是他便起了这么一个号，舜水是他家乡一条河名。朱舜水在讲学中主张巩固封建秩序的大义名分，提倡“实理实学，通经致用”，反对“专在理学穷研”，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其“实学”思想在日本影响绝大。在日讲学22载，培养了无数儒学精英，形成了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并直接促成了以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特色的水户学派的诞生，而水户学为后来的明治维新扫清了思想与体制障碍。同时，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也推动了日本的史学研究。他受德川光圀之邀，参与编纂纪传体的《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改变了此前日本史书没有纪传体的传统,对日本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该书的首任总裁官也是朱舜水的高足。）朱舜水可以说是当时最受日本人尊敬的中国人。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碑石，上刻“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见上右图）。其墓地被安置在在茨城县德川家墓地的中央。德川光圀的祭文盛赞朱舜水“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备,家宝国珍。”关西硕儒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曰：“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从这些感情深挚的祭文中,我们感受到了朱舜水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日本的巨大影响。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济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梁启超更指出：“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不但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日本人所尊重的中国人，大多是对日本有过贡献或者有很高的学术成就的人，这也不难看出日本人的价值取舍。）
“黑船来航”和锁国时代的终焉
年，时值中国鸦片战争结束11年后，发生了一桩改变日本历史的“黑船来航”事件（见上左图）。美国海军东印度洋舰队司令培理（也作“佩里”。见上右图）少将率4艘黑色军舰闯入浦贺港，要求日本必须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德川幕府应允翌年给予答复。第二年，培理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这次军舰增至7艘。培理强硬地表示，如果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就要和日本兵戎相见。日本人知道一旦开战必死无疑，中国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迫于美国强大的武力威胁，幕府 答应了美方开国的要求，签定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文全名为《日本国米利堅合衆国和親条約》），开放了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后来在接踵而来的欧洲各国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幕府又分别和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条约中没有割地赔款的内容。日美条约签订之后，培理在舰上举办了盛大的招待宴会，还将一门新式大炮从船上拆卸下来送给了幕府。“黑船来航”事件使得日本被迫结束了施行将近年的锁国时代。
日本人的另一面：崇拜强者
值得深思的是，抗夷失败非但没有让自尊心极强的日本人群情激愤，把“黑船来航”看成是国耻，他们更没有像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那样把蛮横的培理当作侵略者。相反，日本人反而把培理看成是促使日本富国强兵的恩人，高度评价培理帮他们打开了近代化之门，让他们意识到一个大变局的世界。后来日本人还在神奈川的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以培理名字命名的公园。并在当年黑船登陆之处树立了一座巨型花岗岩纪念碑。碑身上面有日本明治九元老之一、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亲笔汉字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见下左图）
如今在当年被迫开放的下田市，每年民间都要举办纪念活动----“黑船祭”（见上右图）。其中有一个重现“黑船来航”事件的表演环节。在这个表演中，美国人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小丑形象。考虑到美国至今还在日本驻军，还控制着日本的政治走向，同时日本实际上也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现实，这种甘心于自我矮化的纪念活动是出于日本人的真心还是假意，还是得打个问号的。不过你不得不为渗入日本人基因里的“崇拜强者”而发出感慨。纵观历史，不论是当年以 的礼节欢迎鉴真和尚的来日，还是二战后更以万人空巷的盛况迎来傲慢的战胜国统帅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年的“幕府政治”降下了帷幕
在这次与美国人签约开国之前，担心被骂作卖国贼的德川幕府，竟然请求以天皇的名义缔约。本来作为幕府政治的底线，是不准天皇参与政治的。更为要命的是，为了减少反对的阻力，幕府居然还破例邀请各个大名、藩士对缔约之事提意见。这一示弱之举让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天皇和各路诸侯闻之大喜过望。蠢蠢欲动的大名们纷纷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与幕府对着干，而天皇则直接站到了前台发号施令，把天皇一族年来所有的憋屈一股脑儿全吐了出来。弄巧成拙的幕府在第代孝明天皇为首的攘夷派的逼迫下，出于无奈，向各藩地方诸侯发布了攘夷令。自作主张的长州藩竟然炮击了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商船和军舰，此举自然遭到列强的疯狂报复，使得攘夷的抗战以惨败告终。然而令幕府没想到是日本的倒幕运动，竟然就这样给“攘夷”攘出来了。（“攘夷”其实是倒幕派用来使幕府难堪的口号，是扳倒幕府的策略。）幕藩的退让和弱势就这样为日本维新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鉴于幕府已失去统治日本的能力，以坂本龙马为首的倒幕维新派（见下图）提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权体制的建议，“要求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朝廷”。把天皇一族年来的憋屈一股脑儿全吐了出来。
识时务的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于年10月向第代明治天皇交出了政权，即所谓的“大政奉还”。明治天皇随即颁布《王政复古令》，废除了幕府。它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同时也标志着长达年的“幕府政治”降下了帷幕。
天皇和“万世一系”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实施幕府政治的年间，天皇即使是个傀儡，但是大和朝廷的天皇一族始终能保持住“万世一系”，没有被改朝换代。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在于日本人虽然深受儒学影响，但他们对孔子“仁”的理解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理解的“仁”，就是《论语·颜渊》中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的思想中，既有为君主服务的一面，也有对君主道德要求的一面。要求统治者做到施仁政，否则便是暴君，而暴君是应被臣民唾弃的。故暴君的臣子出现叛逃，另寻明主是不受诟病的。例如扶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姜子牙，原本便是商的臣子。日本一贯以持有日本版的儒学思想自许。日本人把“仁”理解为“忠”，视“忠勇”为 ，而忠勇则是不管主人贤与不贤，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的。为忠而死是为圆满。日本幕府时代的那些将军、大名们在要求别人忠诚时，自己却反把天皇拉下来，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何况天皇仅仅是个主持祭祀活动的无关痛痒的象征性的存在。可见之所以维护“万世一系”，是幕府政治家们权衡利弊的结果。（直至今天日本人仍然视“仁”为“忠”，只不过所忠诚的对象由天皇变为了公司而已。“公司 ，家庭第二”的口号便是这种传统理念的反映。）
其次，支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启用精英管理国家，中国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便达到了这一目的，从而保持了社会运转的活力。而日本没有引入科举制度，实际主政的幕府以及掌握地方实权的世家大族都是世袭，整个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即使想改朝换代，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文官”的政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可以说能将科举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搭配在一起，玩得转的，除了咱们，没有其他。
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又不由得使人想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为认知二战后的日本，殚精竭虑于年写下的名著《菊与刀》（见下图）。在这本书中，作者精辟地分析道:天皇的家徽是菊，武士道的象征是刀。菊与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依为命。对于菊与刀意象的把握，即是对于日本民族心灵史的挖掘。
第五讲日本脱亚入欧时期与“和制汉语”影响中国时期
天皇重掌大权的明治时代
年，也就是培理来航15年之后，日本人终于等来了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天皇之一的明治天皇。识时务的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向明治天皇交出了政权，即所谓的“大政奉还”。天皇随即颁布《王政复古令》，废除了幕府。它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同时也标志着长达年的“幕府政治”降下了帷幕。日本从此进入了天皇重掌大权的明治时代。
明治时代（-年，日本史“近代”由此开始。）年第代明治天皇（见下图）刚登基，便搞了个“明治维新”。近代日本也由此开始。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全面西化与现代化的改革运动。实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进行一系列富国强兵的计划:大刀阔斧的进行政治改革，新办教育培养人才，打开国门走出去，引进来，大量吸收、学习欧美工业文明的经验和社会文化。在短时间内，使得日本由贫穷保守的国家一举跻身当时的世界列强。
其实所谓的“明治维新”本来是两个地方诸侯长州藩（位于本州岛最西端）、萨摩藩（位于九州最南端）利用天皇权威发动的推翻德川幕府的政变。德川幕府倒台以后，“倒幕派”面对日本的现实，为了“富国强兵”，迅速从“攘夷”转为“师夷”。同时在政治上则神化天皇的 权威，使得天皇重新走上政治中心，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明治天皇政权为加强对国民精神统治的需要，不仅强行中断“祭孔”四十年，还开始打压佛教，下令“神佛分离”，推行毁佛灭释运动。我们知道，汉传佛教传入日本一千年，“神佛习合”，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融合得很好，可以说是彼此相安无事，没发生过什么冲突。但到了明治时期，为了恢复天皇的 的权威，打出了“国家神道”的旗号，鼓吹“王政复古”，把神道教强行推作国民必须信仰的国家宗教，使国民成为天皇的忠实信徒。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神道”产生的最深远、最有危害性的影响。
明治维新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即宣布四民平等，允许平民有姓。在明治维新以前，一般认为除了贵族和武士，平民是没有姓的，只有像大郎、二郎之类的名字。（中国最迟在战国时期姓氏就已经普及到平民了。）明治3年（），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制作户籍以便征兵、征税等管理之需，明治天皇颁布法令，容许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只有天皇是例外。日本天皇以及皇室成员始终遵循古制，只有名而没有姓。而日本民众也都笃信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认为神是不会持有属于 的姓氏的。（明仁天皇的皇后美智子原名正田美智子，嫁入皇室后就丢掉了姓。而孙女真子公主下嫁平民小室圭，此后真子就随夫有了姓，叫小室真子。如今日本人拥有的姓氏已将近30万，居世界第二位。 位是美国人，姓氏有万。最少的是韩国人，只有个左右。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据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姓氏》统计有个。）
助推“明治维新”的“阳明学”
我们知道，王阳明的“阳明学”批评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三大核心理念，被誉为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一生尽管屡立功劳却屡遭构陷，“阳明学”在其生前也一直被谗徒诟病围攻。但是在日本，年阳明学派代表人物三轮直斋花33年心血点校完成了王阳明的《传习录》（见下右图），此书付梓后即开始流行全国。到了德川幕府末期，“阳明学”已经成为席卷全日本的大众哲学，《传习录》被朝野上下所普遍信奉若神明。王阳明因此又成了征服日本的“圣人”。“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章太炎）脱虚向实的“阳明学”造就了一大批“尊王攘夷”、“开国倒幕”、倡导明治维新的官僚和政治家。日本人靠王阳明的助推，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果实却结到了日本。郭沫若曾评价王阳明：“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同样的例子还可见《海国图志》（见下图）的不同遭遇。年魏源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该书在内容上比《四洲志》增加了数倍，对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的情形，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大大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但这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觉者的著作，在其问世之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极其有限，整个年代，《海国图志》并未引起朝野士林多大的兴趣，反而受到不少责难。但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却大受欢迎，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被日本人奉为宝物。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然而在异邦，日本人则对魏源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为他启发日本人开启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日本转型“脱亚入欧”
在当时东西方大潮的碰撞之下，年日本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见下图）发表了《脱亚论》一文，认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日本想要崛起，就必须放弃传承千年的儒家思想，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为此，福泽谕吉主张全面“脱亚入欧”，推行“洋为日用”。受其影响，朝野各界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脱亚入欧”论。日本的知识分子利用汉字翻译了西方的技术和文化，称为“和制汉语”，使日本成为亚洲 将西方文明完全翻译成本国语言的国家。伴随着政治体制变革、新文化传播与新商品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日本过去也是过农历春节的，但到了明治5年(年)，作为“脱亚入欧”的一环，明治政府宣布废止以中国历法为基础的阴历，开始采用公历，这样也就把新年的日期提前到“元旦”。当时主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或者假名的呼声也反复出现，例如福泽谕吉就曾提出过使用假名的建议。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完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转型，并很快成为亚洲 强国。那么问题来了：曾经诚心诚意做中国学生的日本人为什么在明治时代会转向“脱亚入欧”？
最主要的原因是，年前欧洲开始进入工业文明，而我们中国却依然生活在农耕文明之中。虽然中国自古就有了指南针、纸、印刷术和火药的“四大发明”，但自宋朝以后的数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对世界科学和工业文明做出过什么大的贡献。例如，在科学界4-6的定律或定理中，占世界人口1％的犹太人的贡献要占到15％，而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的贡献却只占1％。为此，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方面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在该书 卷里又发出了 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后来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还引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近代中国的发问。难道是如同李约瑟所解释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善于实践，不善于理论分析所致？
我们知道，我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恩格斯）然而正如鲁迅曾痛心指出的，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但我们却拿它作了驱鬼敬神的鞭炮；我们最早发明了指南针，但我们却拿它做了看风水的罗盘。（《电的利弊》）其实在17世纪，康熙帝也已经认识到欧洲的科学技术超过了中国，并欣然接受了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启蒙，甚至还对几何学和天文学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但康熙帝并没有让中国加入到当时的近代科学的建构过程中去。
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还是文化的问题。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是“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强调“秩序优先”的理论体系，程朱理学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产生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他们主张的“格物致知”是说只要通过格物的功夫去掉人欲，那么对于天地万物之理也就无所不通了。他们要人们皓首穷经去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除此之外，还跟科举制度有关。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局限于《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这就把中国 的脑袋瓜子都绑在那个圈子里了。在考生他们的眼里，西方科学那套东西尽是些与入仕参政无用的“奇技淫巧”。正如冯友兰所言：“中国没有科学并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做，而是就中国文化而言，这个东西是不必要的。”在那场中西文明碰撞中，即便是对算学有过重要贡献的清朝大学者戴震亦主张“西学中源”说，傲慢地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早已有之，用不着学。那时的知识分子已将汉唐时对外来文化包容的大胸襟丧失殆尽。
事实上，尽管宋代以后也曾发生过五次变法，即宋代范仲淹的“庆历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清代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变法者欲通过变革国家制度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其中也包括发展科学技术，但 这五次“求变”都因受“不变”压制而失败。不求变革的保守派得势的结果，便是不仅科学，就是技术也止步不前了。
于是，在崇拜强者的日本人心里，止步不前的老朽的中国当然就不配做他们的老师了。
日本从欧美人那里学到了称霸秘笈
在西洋殖民者的点拨下，日本人终于明白了：欧洲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欧洲的“自由优先”的文明促进了创新的体制，使得欧洲率先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进行了工业化大机器生产，从而创造了几乎所有的现代事物，制定了几乎所有的现代规则。同时源自希腊城邦文明“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的双重标准，使得欧洲信奉弱肉强食哲学。其崛起靠的就是对不发达国家实行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海盗式的掠夺，乃至武装占领等等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在16世纪初，已获得对天花病毒免疫的欧洲殖民者甚至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致使万印第安人因感染天花病毒而丧生。对此，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他们的缺陷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 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此外，西洋各国（在政治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而这样的所谓的称霸秘笈从中国那儿已经学不到了。其结果便是日本从此走上了“脱亚入欧”和海外殖民的道路，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过渡。
日本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拉面和麻将
在狂热地卷入全盘西化的大潮中，日本人有两样新东西还是学的中国。可以说属于例外，也可以说有点儿意外。
一个是学习制作面食。日本在年前还是一个以米为主食的国家，对于面食兴趣淡漠。但进入明治时代后，来自中国的拉面深为日本民众所认可和喜欢。（见上左图）战后被改良为只需要一杯开水就可食用的方便面，很快便风靡日本，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拉面受欢迎程度竟超过寿司，被选为日本国民美食的代表。
一个是学习打麻将。日本一如既往，名称使用的是原装货“麻雀”，读音念作「マージャン」。据日本公认的说法，麻将是明治42年（）由英语教师名川彦作传入日本的。其实早在年发明当时，日本人就学会了打麻将。位于宁波天一阁“麻将起源地博物馆”里有个“三缺一”塑像，坐中间者为发明人陈鱼门，左边便是一个梳着日式发髻、脚踏木屐的日本人。（见上中图）自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麻将风行日本，此后一直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日式麻将只是在游戏规则上略有变化。）连大文豪夏目漱石也在《朝日新闻》开专栏介绍过麻将。二战后，日本人的对外侵略扩张最终失败，但麻将反而在岛国攻城略地、节节胜利。据日本休闲白皮书介绍，日本麻将人口最多时的年曾达到万，也就是说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打麻将。日本有各种专门研究麻将的团体。定期举办的全国性的麻将大赛不仅有段位，还有所谓的“日本一决定战”，有专门的直播和解说。日本有号称世界 的“麻雀博物馆”，自动麻将机、麻将电子游戏软件等也是出自日本发烧友之手，日本人还造出了“雀庄”（见上右图）、“雀友”、“雀卓”、“雀士”等词语。其受众之广，程度之高，形式之多样，令人感叹于日本发达的麻将文化。
唐宋遗风与西洋摩登内外构成的日本文化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日本学习西方获得成功的背后，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的接纳与认同，虽然福泽谕吉有“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的对孔子的激烈批判，但骨子里他们还是受到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日本人，即使在全面“脱亚入欧”以后也未能动摇其根基，只不过在深受唐服影响的和服外面套了一件西装而已。有学者将日本文化形容为“洋葱头”，一层一层剥开，儒家文化与民主自由层叠交错，唐宋遗风与西洋摩登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内外表里。然而你只要深入到日本各项核心制度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核心还是融合了儒家思想的所谓“和文化”。
例如儒家讲“孝”，而西方不讲孝。然而这并未能让日本人放弃从“孝”这个道德层面所制定的“长幼尊卑”意识，以及对这套制度的坚持和崇拜。又像西方搞大农场，搞土地兼并，失去土地者便成了无产者。孟子“民有恒产”思想使日本农民直至今天始终都把土地视为立身之本。（中国近来即使搞起了土地流转，农民虽然转让了经营权，但承包权还是归农民自己所有，没有转出去。）又比如在“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道西方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选择题面前，日本人其实选取的是后者。在此次抗击疫情中，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积极配合政府，自律自控，令行禁止，充分表现出了儒家文化中的秩序观念和家国情怀。其结果就是日本的抗疫效果要远比强调“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强得多。其实这也是儒家文化圈所有国家，或者说所有用筷子的国家民心之所以比较稳定之根本原因所在。
再说一个传奇人物吧。这就是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和“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他当年曾是个激烈反对西化的“爱国贼”。后来为了求生，涩泽走进了德川幕府 一位将军德川庆喜的家门。从一个倒幕的斗士变身幕府家臣。德川幕府“大政奉还”后，从欧洲考察归来的涩泽荣一的主张又从“攘夷”豹变成“师夷”，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涩泽荣一创办了日本 家股份制银行，并将业务扩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竟然创办了多家企业。尽管走的是效仿西方的路，但深受“阳明学”影响的涩泽荣一始终主张“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即追求义利合一的经商理念，成为将《论语》作为经营哲学的 人。他认为人和人之间不能光靠法律契约来约束，还需要道德人格来维系。他把来自欧美的经济伦理与中国的儒家精神合为一体，从而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界公认的精神 。
抛弃王道捡起霸道的日本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在明治时期，日本版的儒学是被用来支持天皇的“皇道”的。朝野上下鼓吹的“和魂汉才”已经将儒学与神道糅合为一体，让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发起甲午战争的的伊藤博文、有“军阀王国的始祖”之称的山县有朋之流的政治家们大肆宣扬的则是儒学和“武运”（指武装扩张的好运）的结合。深受“国家神道”毒害的日本人此时逐渐忘乎所以，开始疯狂起来了。尤其是力主“脱亚论”的福泽谕吉写了大量文章，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宣扬弱者必然要被强者所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理论被片面理解成了一种优势群体的概念，对外扩张的概念，从而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蚕食已经衰弱的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包括后来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日本很多的侵略思想就从他的理论那儿批发来的。
既继承了儒家文化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那一套，又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掠夺那一套的日本彻底抛弃了王道而捡起了霸道，由“德”转向了“力”。作为对外扩张的 步，年明治政府派兵侵略原属清王朝藩属的琉球国，继而于年大举进攻台湾，是为历史上日本首次武装侵略中国。年日本又不宣而战，在朝鲜海面袭击北洋水师军舰，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巨额赔款，还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这时候，野心勃勃的日本已迫不及待地策划起侵略中国大陆的准备了。
（今年日本政府趁新天皇登基，更换年号之机，将日元面值一万日元纸钞的肖像由福泽谕吉（见下右图）更换成了涩泽荣一（见下左图）。这除了表现出日本以经济为重的姿态以外，是否也预示着日本要在“脱亚入欧”的外交战略上做出改变呢？另据日本一家 的财经杂志对位最成功的企业家所作的调查，在对问题“谁是你最崇敬和对你影响 的人?”的回答中，涩泽荣一名列第二，而名列 的是德川家康。高居前两位的居然都是因改换门庭，另择新主而获得成功的人物。以上两件事不免让人产生悬念。）
在19－20世纪之交，发生了一件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
此时正值晚清民初西风东渐的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想自立图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当时受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影响，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新学制的启动，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新学堂引进西方的教育理念，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同时，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积极倡导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陈平原）其中用力最勤的便是新术语。因为这时的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大量的对应西洋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新术语。如同梁启超所说，进入20世纪以后的学术，十之八九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表达这些学术的词语也都是“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王力在《汉语史稿》中亦指出：“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
在如何翻译西学书的问题上，张之洞《劝学篇》中提出的学习日本的主张极具代表性，且成国民共识：“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这时日本人译制的所谓的“和制汉语”便乘势而入，形成了日语借词向中国扩散的 波。由于这些在翻译西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和制汉语，绝大多数是日本学者按照古汉语的字义和构造来构词的，且基本上都是双音节，与汉语的固有词语有着天然的共同之处。书写形式虽然借自日本，然而读音则完全按照“汉音”，所以日语借词实际上是借字形而非借读音，加上这些日语借词符合白话文要求，更接近口语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因而更容易进入汉语。诚如王力所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在这个时期介绍西洋学问的日文书籍被大量翻译成中文，成为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主要渠道。例如在年至年两年中，所翻译的西文书只有种，占30％不到，而同一时期所翻译的日文书则达到种，占总数的60％以上，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反哺现象。铺天盖地涌入的日语借词是现代汉语形成期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以至于有人说如果离开了日语借词，我们都不会说话了。这种说法固然夸张，但是也有他一定的道理。虽然日语借词在现代汉语里边只占百分之一，但是正如本课开头所说的，其在当下日常用语中所占的比例则相当惊人，其造词方法亦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汉语。比方说源自日语的“～化（现代化）、～流(现金流)、～热（出国热）”等等具有很高组词能力的词缀使得汉语造词更加灵活，更加方便。大量的日语借词补充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不足，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自我更新能力的提高。可以说不了解这一现象就不能真正地了解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和体系重构的过程和原因。
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见下右图），是年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见下左图）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年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当他看到《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就讲了一个陈望道在翻译时误把墨水当红糖水喝了的故事，并由此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可见不光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是通过日语借词引进的，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引进自日本。日语借词事实上承载着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前进的步伐。
日语借词在中国迅速普及过程中，留日的知识界人士，例如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鲁迅，以及留日学生所起的作用极大。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见下左图）坐日本军舰亡命日本。途中为打发无聊，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的小说《佳人之奇遇》打发时光。满纸虽多为他从未见过的汉字词，不过却居然让他看懂了个大概。其中一些西方新名词译语给他印象尤其深刻。在横滨住下后，梁启超便在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上连载了由他翻译的《佳人之奇遇》。在文中梁启超照抄照搬了日本人的译语，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法律”等西方概念直接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从而成了“和制汉语”进入中国的发端。
在日留学生也是扩大“和制汉语”在中国影响的重要力量。当时出现了历史上 次的“日本热”，各路学子互 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到年留日学生便达8人，年更达10人以上。有一群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过一封信，鲁迅（见下右图）也名列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在《鲁迅全集》中可以发现像“知人、意味、约束”之类的日语借词相当多，还出现了一些类似日语语法结构的句式。
做了一千多年学生的日本人，终于在中国人面前做了一回老师。
从近代开端以后直至今天。这个阶段中日关系的演变容暂阙如。
跋
年晚清外交家黄遵宪所撰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 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其中有一段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黄遵宪引用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最终竟然在宋朝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缔结了停战的“澶渊之盟”，还以每年送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告终。导致了这种结局的客观原因固然很多，但宋人主观上对辽国未能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辞其咎。
《日本国志》出版三十余年后，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戴季陶在其所著《日本论》中感慨当时除了《日本国志》外，竟然“没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之后，他这样写道：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不肯做研究工夫。……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
光阴荏苒，自戴书出版转眼又过了九十余年。如今再去日本各地书店看看，有关中国的各类书籍仍旧可谓汗牛充栋，光景未变；而看中国的书店，情况虽然可以说已经有所改观，然而年轻人感兴趣的多为动漫、日剧和演歌之类，真正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下功夫研究的书籍还是不多。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说如今研究日本的重要性和急迫感已不能和黄、戴二人的时代同日而语，但实际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戴季陶的这番话就算拿到今天，似亦不为过。因为日本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不同，它很特殊。它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还在使用汉字的 的国家，同时它也是把汉学视为本国文化的 的国家。
日本是古代中国的镜像。要了解我们祖先的文化，包括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等，日本有很多地方可以说是“活化石”般的存在，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与研究。同时，日本还是现代中国的对标。也就是说如果要了解现代中国自身，我们一定要有个参照。这个重要的参照之一就是现代日本。日本人常常自负地说他们可以代表东方的文明。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先是仰望西方，全面脱亚入欧，但是当朝野各界几乎向西方一边倒时，他们很快又通过中国的视角，反思到了西方文明的问题所在。于是就出现了像“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涩泽荣一那样的主张。将东方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机融合，使日本从传统的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伦理的结合点：既有先进的精神文明，又有先进的物质文明，既有中国的，又有西方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其实日本人早就知道了。
中日两国号称同文同种。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虽同出一源，但一个是发生于源地的“原型文化”，一个是诞生于源地外缘的、兼具亲缘性与异己感双重性的“型变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和日本这两种文化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类型和特质。如何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对两国关系将来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今天，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民族主义声势日盛的当下，对两国而言，与什么样的彼此“共结来缘”，仍旧是一项紧要的议题。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将“与怎样的中国、如何地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提高到“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的高度。这显然是在重构21世纪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新蓝图。尽管这只是子安宣邦的一家之言，但让我再次联想到反映政府意向的日本央行今年把一万日元纸币的肖像由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改成了主张“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的涩泽荣一那件事，个中深意令人不禁浮想联翩。
尽管中日两国隔着万顷波涛,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也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我相信，同处“汉字文化圈”、同大于异的中日两国若进一步加深互相了解，守望相助，荣辱与共，就一定能获得双赢的结果！
部分参考文献
姚大力等《五万年中国简史》年3月25日文汇出版社
李永晶《分身：新日本论》年1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吴悦《“麻雀”考》「漢語與漢語教学研究」第２号年日本東方書店
小池清治「日本語探求法」1年日本朝倉書店
小池清治「日本語は悪魔の言語ですか？」3年日本角川書店
葛兆光《国家与历史之间：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9年5期《中国社会科学》
王升远《近代日本如何言说中国》年6期《读书》
王弘治《日语中的吴音和汉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年1月25日《腾讯大家》
王德峰《王德峰讲王阳明心学及其现代意义（四）》年4月22日《个人图书馆》
明白知识《日本人从哪里来，真的是徐福后代吗？》年11月17日澎湃新闻
幻影坦b《深度解析白居易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年2月27日百度贴吧
印象认真《眉山的苏轼·世界的东坡东坡文化风靡日本年》年12月2日腾讯新闻
陈国代、张品端《朱熹著作东传日本及其影响》年第3期《合肥学院学报》
张永平《五山禅僧对诗经的讲传》年11月4日《光明日报》
看鉴《日本人最喜欢的朝代为什么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年12月31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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